崔丽丽常常会做噩梦，梦里她在一片无尽的黑暗里寻找自己的鞋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哪怕那天的记忆因为醉酒而模糊，深入骨髓的恐惧和伤害也在潜意识里隐隐作痛。 2023年9月22日一次商务酒宴，作为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期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断片、应激、自我怀疑后，崔丽丽于当年10月3日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并与酒店值班人员一一沟通取证，回忆起当日部分细节，识破王某的谎言以及对她可能实施性侵的情况，并拨打110报警。案件经开庭审理，于2024年4月2日判处被告人王某强奸罪事实成立，有期徒刑四年。 案子赢了，工作却丢了。2024年4月18日，崔丽丽所在公司以其“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其强制开除。由此，开启了崔丽丽工伤认定的漫漫维权之路。 历时一年多，今年8月11日，崔丽丽通过社交平台称，涉事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意味着此前法院判决已生效，她所受的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由此，她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我从不被罗裙定义。”2006年，崔丽丽进入汽车行业，从一名销售做起，一直到2022年6月，进入涉事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即便后来发生这么多事，我到现在都不曾后悔进入汽车行业，至今我仍然热爱它。” 2023年9月22日，醉酒的崔丽丽从公司高管实控人王某的房间醒来，王某以“衣服肯定是你喝醉了，觉得热自己脱的”为说辞，企图抹去自己的犯罪事实。直到事发后半个月，一直有所怀疑的崔丽丽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最终决定报警。 在刑事阶段，王某团队曾两次求崔丽丽谅解无果。法庭上，王某坚持无罪辩护，声称崔丽丽在监控拍到的公共区域处于醉酒状态，但进入房间后已清醒，且是主动勾引，试图否认性侵事实。 但是，事发酒店监控录像记录了崔丽丽醉酒状态、被王某带入房间及后续在走廊的状态等关键画面，酒店保安、前台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证词，以及隔壁房客恰巧录下始发声音，为案件提供相对完整的证据链。 “2023年12月，我再一次意识到应该申报工伤，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是被侵害，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崔丽丽提到，事发后她就有申报工伤的想法，但被报警等事耽误。 好在，刑事追责的突破为工伤认定奠定基础。刑事判决书明确崔丽丽遭受侵害的事实，这一判决成为她主张工伤的关键依据——据最高法行政审判庭的答复意见，职工因工外出期间遭受意外伤害，符合“因工作原因”范畴的，应认定为工伤。 2024年4月18日，在崔丽丽准备申报工伤之际，公司以“未按规定请假、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拒绝承认工伤。原先支持她的直属女上司也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劝她“以公司为重”。 首先，如何界定“因公外出”。2025年5月15日，企业律师到杭州东郊监狱去找在押犯王某，让他证明9月22号那晚并非商务宴请而是私人活动，和工作无关，想以此推翻工伤认定。但是，崔丽丽提交的出差报告、宴请发票（公司已报销）、高铁及机票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链条，法院最终认定该宴请属于 “因公商务活动“。 “但是，这次的工伤判决书里面也明确说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加害人王某他的直接加害行为导致的，并不是由于我的醉酒行为导致的。”对此，崔丽丽在采访中强调，“我的状态与我受到的侵害无关，这不能成为公司免责的理由。” 最后，精神伤害的工伤认定标准是本案的关键之处。“国家对于精神伤害的要求比较严格，需要拿到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医院的诊断证明，而专业精神卫生中心医院的诊断证明必须进行至少一个系统性的治疗（12次或者3个月以上治疗）。”事发后，崔丽丽出现严重失眠和噩梦，并于固定三甲医院开取相关辅助药物，并未在规定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为此，2024年4月，她开始在安定医院接受系统治疗，历经12次心理咨询和近三个月药物治疗后，同年7月9日拿到专家会诊的正式诊断。 11月4日经天津市津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崔丽丽所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2023年9月22日的创伤性事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为工伤认定的突破提供了有力证据。 2024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书》显示，此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因不服工伤认定，公司方于2025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 今年3月24日，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裁决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以及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113万元，该事件成为国内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事件。对此，公司方同样不认可，提出上诉。 同年5月，工伤认定案再次开庭，庭上出现了王某出具的一份笔录，但并未改变最终结果，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不过，崔丽丽告诉记者，之前公司方不认可的停工留薪期待遇等（劳动争议案）因工伤案未决，该案一度中止审理，目前已经向主办法官申请重启该案。 今年5月，企业在工伤认定二次开庭庭审上出具的一份由代理律师问询、记录王某签字的证言笔录。“其中，代理律师询问王某‘事发之后崔丽丽有无主张过赔偿、赔偿的时间及金额’等问题，虽被当庭推翻但这是对我的二次侮辱。”崔丽丽告诉记者，她将会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做伪证、诬陷诽谤一事。 两年过去，她的日常已换成另一种刻度：每周一次心理咨询，一把白色药片，一本噩梦记录。镜头前，她的声音仍会颤抖——8月11日那天，她举着《工伤行政判决书》录制视频，手机抖到画面模糊。“这不是我想给网友的模样，却是此刻最真实的我。” 她记得丈夫那句“倾家荡产也要陪你打到底”；记得酒店前台女孩偷偷递来的纸条；记得杭州检察官把卷宗翻到卷边，只为补齐一条证据链；也记得微博私信里那些“姐姐，谢谢你没放弃”的陌生网友。 作为国内第一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事件，崔丽丽的胜诉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树根，扎在每周的心理诊室；树干，是仍在继续的诉讼和仲裁；树冠，则伸向更远处——她想让后来的人不必再在黑暗里赤足奔跑，而是能在树荫下歇一口气，然后继续赶路。
